文｜李辉

大学毕业之后，我这一生其实就做了一件事：副刊编辑。1982年2月，从复旦大学分配到《北京晚报》，主要在《北京晚报》“五色土”副刊当编辑。1987年秋天，我调至《人民日报》“大地”副刊，还是当编辑。

副刊于我，总是有一种摆脱不了的怀念。这种怀念是个人情怀所致，更是难忘一些美好记忆。在编辑副刊的三十余年时间里，我总是遇到许多前辈们的厚爱，在他们身上感受美好。

每一次阅读他们的稿件，每一次与他们聊天，都在触摸历史文化的体温——这是我在讲座的时候最爱说的一句话。

临近退休之前，我与大象出版社王刘纯社长聊天，说我想做件事情。他问，什么事？我说，中国报纸副刊可谓半部中国现代文学史，如鲁迅的《阿Q正传》，冰心的《春水》《繁星》，郭沫若的《女神》，巴金的《激流》，萧红的《呼兰河传》等，都是报纸连载的。现在，读者很难在图书馆阅读多年前的报纸副刊，如果陆续结集出版，用十年时间出版300种左右，这就足以让读者大致了解中国报纸副刊的辉煌。

王兄当场敲定，“副刊文丛”由此开始运作。2017年1月推出15种，2018年推出26种。退休前后，能够做这样一个大项目，当然与编辑副刊的美好记忆相关。

八十年代初，恰逢报纸步入一个黄金时代。走进北京晚报，开始一两年时间，我以采访文艺界报道为主，不过，我最初分配的岗位是副刊编辑。1984年，终于回到“五色土”，从此，三十多年，我几乎没有离开副刊这块阵地。

刚到“五色土”，我提议设立“居京琐记”专栏，邀请居住北京的文化界名家来写他们的日常生活，并约请丁聪先生为每篇文章配图。这一想法得到了大家的赞同和支持。记得我当时一口气寄出了百十封约稿信。

我开玩笑说，撒一张大网，看看到底能捞上多少鱼。记得在约稿信中，我写道：文章可长可短，题目可大可小，风格也可不拘一格，重要的是写出居住北京的感受，或描写，或点评，或抒情，或讽刺。我的想法是，这些名家都是文章高手，只要涉及现实问题，甚至针砭现实，就一定会有精彩之笔，并能引起读者的共鸣和社会反响。

1984年在丁玲创办《中国》杂志的招待会上，左起：曹禺、吴祖光、萧乾，李辉 摄

令我感动的是，收到约稿信的文化界名家都陆续寄来了他们的新作。从“五四时代”文坛和新闻界的冰心、冯至、顾执中，到三十年代、四十年代的胡风、梅志、萧乾、卞之琳、唐弢、臧克家、唐瑜、黄苗子、郁风、吴祖光、韦君宜、叶君健、骆宾基、端木蕻良、路翎、王世襄、黄永玉、汪曾祺、吴晓铃、吴冠中、常书鸿、周汝昌、潘絜兹、罗大冈、董乐山、陈敬容、姜德明、李泽厚、王蒙、唐达成……幸好部分手稿留存下来，重新翻阅，清晰可见的文字手迹，总是令人感受到一种美好，兴奋之情尽在心中。

可以说，重新阅读这些文章，可以感受到名家们的历史思考和干预现实的精神，字里行间的文化品位与生活乐趣，依然有着旺盛的生命力，称之为上乘之作，实至名归。

山东画报出版社《居京琐记》

十多年后，我将“居京琐记”的部分作品，编选交由主政山东画报出版社的汪稼明兄出版，对我而言，出版此书可谓留存最美的记忆。此书，随之由台湾大地出版社出版繁体字版。一次台北随意的淡水之行，走进一家有河书店，未想到，第一眼就看到了这本《居京琐记》！缘分就是这样不期而至。

“居京琐记”是众多作家、画家、翻译家等人参与的专栏。与此同时，我又请几位先生轮流开设个人专栏，如，请冰心开设“伏枥杂记”，请张洁开设“杂拌儿”等。

萧乾与冰心，李辉 摄

萧乾先生在“五色土”发表的文章可谓最多。先后请他发表一系列专栏：“欧战杂忆”、“文革杂忆”、“北京城杂忆”。《北京城杂忆》在“五色土”发表之后，冰心读了，特意写来《读了“闲话北京城”》一文，在副刊发表。

这一组《北京城杂忆》，在日本颇收到欢迎，汉学家们将之作为阅读教材。一九八六年，我将这一系列专栏文章，结集为《北京城杂忆》，交姜德明主政的人民日报出版社“百家丛书”出版。在当年的“编后记”中我这样写道：

编书的人，无须多说话，尤其是在作者的文章十分精彩的时候，编者的话常常会显得十分蹩脚。

受萧乾先生的委托，为他编出这样一本小册子，使我能有机会集中地重新欣赏这些散文珍品。

……

这些回忆录性质的散文，在作者俏皮、活泼、凝重、深沉诸多色彩的交替闪回中，显得多姿多采。过去与现在、描叙与思考、民俗与心理……构成这些文章的要素，使回忆录避免了枯燥乏味、面面俱到，读来或妙趣横生，或感慨系之。

在晚报发表的几篇文章，见报后每次都收到许多读者交口称赞的来信。可见回忆录的文学性在萧老的笔下，产生了很大的魅力。相信此书的读者再集中欣赏的话，会获得与编者相同的印象。

五十年前，就有人称誉萧乾先生有一支俏皮、多采的笔。此言甚是。只是经过几十年的磨难，他于俏皮、幽默、活泼之外，又增加了坦诚、深沉。他不再仅仅是一个记者、作家，而且也是一位步入老年的历史深思者，一位将全部的爱奉献给人民，奉献给祖国的老知识分子。回忆，不是留恋逝去的岁月。在他的笔下，注重的是今天，是为了用历史的反思，寻找未来的亮光。

（《北京城杂忆》编后记）

1987年萧乾题赠 (1)

1987年萧乾题赠 (2)

就在编选萧乾这本书的这一年，是“文革”发动二十周年、结束十周年。大家商议，“五色土”应该举办一个征文，字数限定在两千字左右，征文名称确定为“难忘一事”。

启事发布，短短几个月时间，收到全国各地的来稿将近7000封。从三十年代到七十年代，几十年的大大小小的往事，让我们读到不同的故事，不同的内心感受。大家有选择地刊登，引发的轰动效应，至今我还记忆清晰。

这些作者来件，可以说我大多看过，一些珍贵的历史记录，我舍不得扔掉，数百封一直保留下来。转眼三十二年过去，重新翻阅“难忘一事”征文，诸多历史云烟，其实都在细节之中。

“难忘一事”征文中，不少当年的红卫兵、红小兵回忆自己的亲历场面，譬如如何斗老师，如何批吴晗、田汉等。我和高立林兄予以编选，结集为《滴血的童心——孩子心中的文革》，请冰心老人写序，交给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的温航女士，该书于1989年9月出版。

我为此书写了一篇跋，其中写道：

这本书不是宏篇巨制，不过是一个个当年的孩子，今天简单记忆的真实记录。这里，没有惊天动地的风云变幻，没有重大事件的披露，和许多场面恢宏的历史记录相比，它们充其量只能称作“稗史”。然而，它们源于普通人的记忆，是那些亲身经历过“文革”的人们，以不假雕饰的笔触记录下的心灵触动。呈现在我们面前的，是历史大剧中一个个小的插曲，是当时社会生活中各处角落的残影余音。

在我看来，比起震惊中外的重大历史事件，它们更能从不同角度、不同层次，反映出那个时代的悲剧性、荒诞性，并留下促人清醒的余痛。书中的文章，或充满痛苦，或充满内疚，或是令人发笑的荒诞，或是感人肺腑的温情，都是如此强烈地撞击人们的心胸。本书的作者，许多是初次试笔的人，因而作品缺少考究的技巧。然而，惟其如此，才显得质朴自然，露出人的记忆的本色。

……

每一个从“文革”中走过来的人，每一个从过去的历史走过来的人，不管他情愿与否，都在为自己造着历史之碑，那上面总会刻上他的记忆，他的灵魂，他的良知。

二十年前，“文革”高潮，我，高立林，还有这本书的责任编辑，都只是旁观的十多岁的孩子。今天，编这本书，我们仿佛也走进了那段历史。其实，我们不可能永远是旁观者。每个人都参与了历史的创造，过去是，现在是，将来也是。我们编好这本书，捧出这本书，也捧出了我们的灵魂，我们的记忆。

（《跋》）

五色土的编辑们。前排左起：李辉、薛涌、谭桂兰、王燕宁、辛述威、孙雁行、李凤祥；后排左起：高立林、解玺璋、邓壮、高伟

北京晚报三十五周年周年纪念，两代五色土编辑合影。前排左起：张沪、程淑英、林焕、张守仁。后排左起：莫东平（晚报办公室副主任）、薛涌、李辉、李凤祥、高立林、孙雁行、解玺璋

一年之后，1987年我离开《北京晚报》，走进人民日报文艺部，继续在“大地”副刊做编辑。这一次，我的主业是编杂文。

1988年4月下旬至5月初，人民日报文艺部和《贵州日报》联合，在贵阳举办全国杂文家的花溪笔会，老中青杂文家大部分都来了。如黄裳、戈扬、于浩成、严秀、老烈、章明、弘征、刘征、牧惠、邵燕祥、米博华、陈小川、吴国光等。

1988年年底，人民日报大地f副刊举办风华杂文征文活动，部分评委合影。左起：唐因、秦牧、舒展、刘再复、戈扬、范荣康、唐弢、柯灵

1988年秋天，三代副刊编辑与副刊作者相聚于北京。左起：黄裳、姜德明、黄秋耘、邵燕祥、舒展、李辉

笔会过后，经过一番筹划，“风华杂文征文”于1988年7月有声有色地拉开帷幕。可以说，这一次征文，老老少少，悉数上阵，收到的杂文精品可谓比比皆是。将之称之为多年来最好的一次杂文征文，应该不为过。

我是杂文编辑，负责起草征文启事。之后，请负责杂文的副主任舒展先生修订。

我在约稿信上写了这样一段话：“内容没有限制，或政治、或历史、或人生、或文化，均可以深邃、敏锐、新鲜、犀利的笔触艺术地反映。尤望各位异想天开，独辟蹊径，随性情而发，在风格，语言，乃至形式诸方面，不拘一格，刻意求新，拿出令人拍案叫好的‘绝活儿’——您的代表作来。”

“风华杂文征文”圆满结束，分别评选出一等奖、二等奖、三等奖等。从发表的目录可以看到，参与者之多，文章风格之不同，可见一斑。

我负责编选这本征文集。传承鲁迅杂文风格，是此次征文所强调的，故书名确定为《阿Q真地阔了起来》，交由人民日报出版社于1989年4月出版。编选过程，我写了一篇《不拘一格断想》，发表于“大地”副刊，并将之作为本书的“代编后记”。我写道：

一个人只要随性情而发，写出的文字必然只属于他自己，大的作品是如此，小小一篇杂文也未必不如此。学者赵鑫珊的《对人类社会公理的敬畏》自是思辩性的杂文，哲理和娓娓而谈的文字浑然一体，非他人能所为；小说家谌容的《活着的滋味》，似淡非淡，一个虚化的场景中几个人的对话，带有小说的味道，自为一体（她又写一篇《死的想法》，与前者呼应且别有新意，可惜征文期间一人只发一篇，只好忍痛割爱，改给他刊）。

既写诗又写报告文学的胡平，假托一位官员而作《美食家自白》，流畅的文字与贴切的口吻，借细致袒露“美食家”心迹而深刻地思考中国的封建文化，形式与内容均可称妙；学者孙越生，以研究封建官僚政治著称，《蚯蚓现象》，其比喻、其深刻，非他人能企及；王蒙的语言幽默，评论家们早有高论，一篇《诬告有益论》，其语言的娴熟，以及文字间透出的讽刺，也同样令人叫好……

……

基层作者虽无名气，往往能毫无拘谨地自由创作。“格”在他们也许没有清醒意识，这反倒玉成一些佳作。7000多份来稿，采用率虽然不高，但发表的作品绝不逊于名家，有的甚至更胜一筹。

编辑们每看到一篇“怪文”，总会兴奋异常地相互传阅。有的取陈独秀“平民文学”之义，将征文中的这些作品称为“平民杂文”，有的更形象地冠以“草莽野花”。平民杂文或草莽野花，并非指作者身份等等，而是将之与文学家、学者作一并不科学的区别。

“平民杂文”贵在作者受文体规则的影响，更不遵循作文教程之类写法的引导，而是从生活出发，没有书卷气，没有虚饰，以新、奇、怪取胜，扑面而来的是浓郁的生活气息。在他们的笔下，生活细节情趣盎然，讽刺幽默妙语迭出。如无此类杂文，征文必然逊色，路窄而无野气，不拘一格的阵势也就难免削弱。

《祖先崇拜新解》全篇采用反语的形式，讽刺意味甚浓；《“弄潮儿”简历》，以俏皮的语言勾画一个耐人寻味的历史现象；《小贩说奇》尤为可爱，作者本人即是小贩，文中生动的细节，非坐书斋者能想像得出的，再加上幽默的文字，可称妙文一篇；《撒娇的流派》、《建立“会议学”刍议》、《“祖师爷”研讨会纪要》，《怎样做杂文》等等，无不既深刻敏锐又新鲜生动。《八个月没有文件呵！》，巧在以戏剧或电视剧的描写方式，——也许更近乎于荒诞剧，将一个非常尖锐的社会问题，用荒诞的风格表现出来，其讽刺性更为强烈，也更令人深思。

（《阿Q真地阔了起来》编后记）

时间流逝如此之快。最初做副刊编辑时二十六岁左右，转眼已是花甲之年。可是，编辑副刊对我而言，就是一种美好的感觉，一个美好的职业。

走进上个世纪九十年代，我依旧与副刊同行。1998年开设“多味斋”栏目，几年后，结集交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。我请美食家王世襄先生题词，也为此书写了一个短序：

自1998年起，“大地”副刊开设了“多味斋”专栏，约请各方作者围绕饮食文化撰文闲谈。或谈某一菜系，或谈个人菜谱，或谈吃与人生经历的体验。

该专栏自开设以来，颇受读者关注和好评，来稿与日俱增。在数千件来稿中，南北小吃荟萃，东西风情尽现。虽因版面所限，我们只从中选发百余篇，但已足以表现中国饮食文化的丰富性、多样性，同时，日常生活的吃与民俗的关系、与乡土的关系、与社会变化的关系，也在其中显现一二。

（《多味斋》序）

1988年文艺部全体同事合影

2017年，退休人员李辉年底最后一个工作日，与文艺部新老同事合影留念

那些年，“大地”副刊时常举办散文征文，如“匹克散文征文”、“燕舞散文征文”等。巧合的是，前几年，我们文艺部同事一起前往青岛采风，一位参与“匹克散文征文”的获奖者，此时已在青岛工作，听说我来了，特意前来，请我们大家一起游览青岛八大关一带的海滨风光。作者与编者彼此的关系，就是缘分。

2016年开始编辑“副刊文丛”时，《北京晚报》“五色土”副刊当然也在我心中。孙小宁的“文艺地图”版面，时常有精彩的文章，特意请她编选一册新的结集，书名为《一城风月问来人》。

翻阅此书，我感觉又回到了西裱褙胡同34号的那座老楼，又闻到当年印刷厂的纸墨香味。当年我们“五色土”的编辑，曾经留下一张合影，李凤祥、高立林、邓壮、辛述威、孙雁行、薛涌、谭桂兰、王燕宁、解玺璋等，音容笑貌犹在眼前。

美好的副刊岁月，就这样匆匆地流走了……